《悲惨世界》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时期。从２０年代末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被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写出了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自叙体写成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５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强行拆开，并无端禁闭他２４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１８２８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１８０６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３０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１８４１年１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４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柯赛特。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地写作小说《贫困》。１８４８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１０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冉阿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７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想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５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１９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米里哀主教款待了他，使他深受感动。他开始做好事，他改了名字，办起企业，他成功了，还当选为市长。然而，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社会对于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震惊。可悲的是，当冉阿让向即将同珂赛特结婚的马吕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吕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冉阿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得到了马吕斯的谅解，这诚然是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冉阿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末，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冉阿让）解雇了她，从此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寄养在德纳第那里的女儿。１０法郎卖掉了她一头秀发，４０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成社会的奴隶。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５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珂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在议会中曾经宣称：“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他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他把自己宽阔的主教府改成了治疗穷人的医院，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中的一万四千利弗捐助给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对待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不仅不斥责，反而将另一对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在他的感悟下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他甚至感化了沙威。

然而，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的人民起义与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队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场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他塑造了英雄群像。他笔下的起义领袖安灼拉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马白夫是一个８旬老翁，却英勇无畏，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伽弗洛什是个巴黎流浪儿，虽然生活贫苦，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如今又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此外，马吕斯起先是个保王派，后来，他了解到拿破仑的业绩，获悉自己的父亲彭眉胥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立过战功。他逐渐与外祖父吉诺曼决裂，接近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很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得知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德纳第入狱后，他每星期仍然送给这个恶棍５法郎；后来他当了律师，竟然赠给德纳第巨款，帮他逃到美洲。然而，他的变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个人物有着雨果本人的影子。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４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艺术上有很大变化。前者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据很大比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雨果在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写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构成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１８３２年６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战役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雨果对命运的渲染，战场恐怖的夜景，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冉阿让这个人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方法塑造而成的。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藏污纳垢”和奇景纷呈，冉阿让身背受伤的马吕斯长途跋涉，在出口处又遇上德纳第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这些描写均可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悲惨世界》获得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

《悲惨世界》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时期。从２０年代末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被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写出了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自叙体写成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５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强行拆开，并无端禁闭他２４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１８２８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１８０６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３０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１８４１年１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４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柯赛特。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地写作小说《贫困》。１８４８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１０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冉阿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７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想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５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１９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米里哀主教款待了他，使他深受感动。他开始做好事，他改了名字，办起企业，他成功了，还当选为市长。然而，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社会对于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震惊。可悲的是，当冉阿让向即将同珂赛特结婚的马吕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吕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冉阿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得到了马吕斯的谅解，这诚然是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冉阿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末，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冉阿让）解雇了她，从此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寄养在德纳第那里的女儿。１０法郎卖掉了她一头秀发，４０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成社会的奴隶。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５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珂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在议会中曾经宣称：“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他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他把自己宽阔的主教府改成了治疗穷人的医院，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中的一万四千利弗捐助给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对待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不仅不斥责，反而将另一对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在他的感悟下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他甚至感化了沙威。

然而，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的人民起义与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队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场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他塑造了英雄群像。他笔下的起义领袖安灼拉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马白夫是一个８旬老翁，却英勇无畏，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伽弗洛什是个巴黎流浪儿，虽然生活贫苦，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如今又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此外，马吕斯起先是个保王派，后来，他了解到拿破仑的业绩，获悉自己的父亲彭眉胥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立过战功。他逐渐与外祖父吉诺曼决裂，接近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很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得知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德纳第入狱后，他每星期仍然送给这个恶棍５法郎；后来他当了律师，竟然赠给德纳第巨款，帮他逃到美洲。然而，他的变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个人物有着雨果本人的影子。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４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艺术上有很大变化。前者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据很大比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雨果在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写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构成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１８３２年６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战役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雨果对命运的渲染，战场恐怖的夜景，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冉阿让这个人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方法塑造而成的。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藏污纳垢”和奇景纷呈，冉阿让身背受伤的马吕斯长途跋涉，在出口处又遇上德纳第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这些描写均可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悲惨世界》获得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

《悲惨世界》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时期。从２０年代末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被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写出了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自叙体写成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５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强行拆开，并无端禁闭他２４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１８２８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１８０６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３０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１８４１年１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４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柯赛特。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地写作小说《贫困》。１８４８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１０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冉阿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７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想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５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１９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米里哀主教款待了他，使他深受感动。他开始做好事，他改了名字，办起企业，他成功了，还当选为市长。然而，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社会对于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震惊。可悲的是，当冉阿让向即将同珂赛特结婚的马吕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吕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冉阿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得到了马吕斯的谅解，这诚然是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冉阿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末，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冉阿让）解雇了她，从此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寄养在德纳第那里的女儿。１０法郎卖掉了她一头秀发，４０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成社会的奴隶。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５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珂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在议会中曾经宣称：“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他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他把自己宽阔的主教府改成了治疗穷人的医院，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中的一万四千利弗捐助给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对待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不仅不斥责，反而将另一对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在他的感悟下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他甚至感化了沙威。

然而，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的人民起义与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队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场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他塑造了英雄群像。他笔下的起义领袖安灼拉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马白夫是一个８旬老翁，却英勇无畏，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伽弗洛什是个巴黎流浪儿，虽然生活贫苦，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如今又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此外，马吕斯起先是个保王派，后来，他了解到拿破仑的业绩，获悉自己的父亲彭眉胥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立过战功。他逐渐与外祖父吉诺曼决裂，接近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很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得知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德纳第入狱后，他每星期仍然送给这个恶棍５法郎；后来他当了律师，竟然赠给德纳第巨款，帮他逃到美洲。然而，他的变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个人物有着雨果本人的影子。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４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艺术上有很大变化。前者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据很大比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雨果在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写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构成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１８３２年６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战役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雨果对命运的渲染，战场恐怖的夜景，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冉阿让这个人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方法塑造而成的。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藏污纳垢”和奇景纷呈，冉阿让身背受伤的马吕斯长途跋涉，在出口处又遇上德纳第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这些描写均可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悲惨世界》获得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

《悲惨世界》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时期。从２０年代末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被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写出了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自叙体写成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５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强行拆开，并无端禁闭他２４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１８２８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１８０６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３０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１８４１年１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４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柯赛特。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地写作小说《贫困》。１８４８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１０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冉阿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７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想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５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１９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米里哀主教款待了他，使他深受感动。他开始做好事，他改了名字，办起企业，他成功了，还当选为市长。然而，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社会对于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震惊。可悲的是，当冉阿让向即将同珂赛特结婚的马吕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吕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冉阿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得到了马吕斯的谅解，这诚然是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冉阿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末，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冉阿让）解雇了她，从此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寄养在德纳第那里的女儿。１０法郎卖掉了她一头秀发，４０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成社会的奴隶。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５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珂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在议会中曾经宣称：“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他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他把自己宽阔的主教府改成了治疗穷人的医院，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中的一万四千利弗捐助给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对待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不仅不斥责，反而将另一对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在他的感悟下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他甚至感化了沙威。

然而，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的人民起义与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队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场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他塑造了英雄群像。他笔下的起义领袖安灼拉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马白夫是一个８旬老翁，却英勇无畏，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伽弗洛什是个巴黎流浪儿，虽然生活贫苦，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如今又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此外，马吕斯起先是个保王派，后来，他了解到拿破仑的业绩，获悉自己的父亲彭眉胥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立过战功。他逐渐与外祖父吉诺曼决裂，接近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很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得知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德纳第入狱后，他每星期仍然送给这个恶棍５法郎；后来他当了律师，竟然赠给德纳第巨款，帮他逃到美洲。然而，他的变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个人物有着雨果本人的影子。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４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艺术上有很大变化。前者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据很大比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雨果在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写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构成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１８３２年６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战役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雨果对命运的渲染，战场恐怖的夜景，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冉阿让这个人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方法塑造而成的。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藏污纳垢”和奇景纷呈，冉阿让身背受伤的马吕斯长途跋涉，在出口处又遇上德纳第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这些描写均可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悲惨世界》获得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

《悲惨世界》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时期。从２０年代末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被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写出了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自叙体写成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５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强行拆开，并无端禁闭他２４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１８２８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１８０６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３０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１８４１年１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４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柯赛特。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地写作小说《贫困》。１８４８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１０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冉阿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７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想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５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１９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米里哀主教款待了他，使他深受感动。他开始做好事，他改了名字，办起企业，他成功了，还当选为市长。然而，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社会对于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震惊。可悲的是，当冉阿让向即将同珂赛特结婚的马吕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吕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冉阿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得到了马吕斯的谅解，这诚然是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冉阿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末，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冉阿让）解雇了她，从此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寄养在德纳第那里的女儿。１０法郎卖掉了她一头秀发，４０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成社会的奴隶。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５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珂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在议会中曾经宣称：“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他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他把自己宽阔的主教府改成了治疗穷人的医院，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中的一万四千利弗捐助给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对待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不仅不斥责，反而将另一对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在他的感悟下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他甚至感化了沙威。

然而，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的人民起义与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队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场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他塑造了英雄群像。他笔下的起义领袖安灼拉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马白夫是一个８旬老翁，却英勇无畏，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伽弗洛什是个巴黎流浪儿，虽然生活贫苦，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如今又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此外，马吕斯起先是个保王派，后来，他了解到拿破仑的业绩，获悉自己的父亲彭眉胥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立过战功。他逐渐与外祖父吉诺曼决裂，接近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很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得知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德纳第入狱后，他每星期仍然送给这个恶棍５法郎；后来他当了律师，竟然赠给德纳第巨款，帮他逃到美洲。然而，他的变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个人物有着雨果本人的影子。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４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艺术上有很大变化。前者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据很大比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雨果在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写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构成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１８３２年６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战役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雨果对命运的渲染，战场恐怖的夜景，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冉阿让这个人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方法塑造而成的。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藏污纳垢”和奇景纷呈，冉阿让身背受伤的马吕斯长途跋涉，在出口处又遇上德纳第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这些描写均可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悲惨世界》获得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

《悲惨世界》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时期。从２０年代末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被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写出了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自叙体写成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５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强行拆开，并无端禁闭他２４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１８２８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１８０６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３０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１８４１年１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４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柯赛特。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地写作小说《贫困》。１８４８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１０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冉阿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７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想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５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１９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米里哀主教款待了他，使他深受感动。他开始做好事，他改了名字，办起企业，他成功了，还当选为市长。然而，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社会对于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震惊。可悲的是，当冉阿让向即将同珂赛特结婚的马吕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吕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冉阿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得到了马吕斯的谅解，这诚然是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冉阿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末，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冉阿让）解雇了她，从此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寄养在德纳第那里的女儿。１０法郎卖掉了她一头秀发，４０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成社会的奴隶。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５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珂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在议会中曾经宣称：“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他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他把自己宽阔的主教府改成了治疗穷人的医院，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中的一万四千利弗捐助给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对待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不仅不斥责，反而将另一对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在他的感悟下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他甚至感化了沙威。

然而，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的人民起义与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队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场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他塑造了英雄群像。他笔下的起义领袖安灼拉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马白夫是一个８旬老翁，却英勇无畏，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伽弗洛什是个巴黎流浪儿，虽然生活贫苦，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如今又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此外，马吕斯起先是个保王派，后来，他了解到拿破仑的业绩，获悉自己的父亲彭眉胥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立过战功。他逐渐与外祖父吉诺曼决裂，接近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很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得知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德纳第入狱后，他每星期仍然送给这个恶棍５法郎；后来他当了律师，竟然赠给德纳第巨款，帮他逃到美洲。然而，他的变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个人物有着雨果本人的影子。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４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艺术上有很大变化。前者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据很大比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雨果在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写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构成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１８３２年６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战役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雨果对命运的渲染，战场恐怖的夜景，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冉阿让这个人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方法塑造而成的。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藏污纳垢”和奇景纷呈，冉阿让身背受伤的马吕斯长途跋涉，在出口处又遇上德纳第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这些描写均可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悲惨世界》获得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

《悲惨世界》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漫长时期。从２０年代末开始，雨果便对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被死刑所困扰，参观了一些监狱和苦役场，写出了互有关联的小说：以自叙体写成的中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反对死刑；随后，《克洛德·格》描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穷工人，不得已行窃，被判５年监禁，由于典狱长故意将他与狱中伙伴强行拆开，并无端禁闭他２４小时，他一怒之下，杀死了典狱长。这两篇小说反映了雨果对犯罪问题与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的思索。早在１８２８年，雨果就知道一个真实故事：１８０６年，有个出狱的苦役犯，名叫皮埃尔·莫兰，他受到狄涅主教米奥利的接待；主教把他交托给自己的兄弟赛克斯丢斯·德·米奥利将军。莫兰认真做人，以赎前愆，最后在滑铁卢英勇牺牲。这个故事就是《悲惨世界》的雏型。

３０年代，雨果不断积累工人艰辛劳动却食不果腹的资料。１８４１年１月，他目睹宵小之徒向妓女投掷雪球的场面。雨果为自己起草了这样一个故事的梗概：“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子的故事——一个娃娃的故事。”这里已经预示了《悲惨世界》的４个主要人物：米里哀主教、冉阿让、芳汀、柯赛特。从１８４５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８年２月１２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雨果断断续续地写作小说《贫困》。１８４８年的事件打断了他的创作。流亡的前１０年，诗歌创作的激情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直到《历代传奇》问世之后，他才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上来。《悲惨世界》不仅是雨果篇幅最长的小说，而且是他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作品。

《悲惨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原因在于小说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穷人为对象，描绘了一幅悲惨世界的图景。《悲惨世界》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穷人。雨果的写作主旨是很明确的，他要为这些穷人鸣不平。他在序言中说：“只要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嬴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第一句话最为重要，道出了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雨果认为，由于存在社会压迫，所以在文明鼎盛时期造成了地狱般的生活；人生来本该幸福，却不可避免遭受灾祸。小说正是通过这三个人物——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遭遇，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这个人间地狱。

冉阿让本是个善良纯朴的工人，有一年冬天，他失了业，７个外甥嗷嗷待哺，他不得已打破橱窗想偷面包，结果被抓住并判了５年苦役。由于一再越狱，他坐了１９年的监狱。他的命运从此便决定了。他走出牢狱时，身上只有一丁点钱；找工作吧，他的黄色身份证会把所有雇主吓退。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继续行窃；米里哀主教款待了他，使他深受感动。他开始做好事，他改了名字，办起企业，他成功了，还当选为市长。然而，社会不能容忍一个犯过罪的人改变身份，甚至跻入上层。他一再受到官府的追捕。他认为这个世道实在不平等。他责问社会凭什么“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社会对于冉阿让这样的穷人的惩罚达到如此残酷的地步，不能不令人震惊。可悲的是，当冉阿让向即将同珂赛特结婚的马吕斯透露了自己的身份时，竟遭到了马吕斯的鄙视。这种态度反映了人们的道德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社会对穷人施以不平等的一部分。小说结尾冉阿让在一对年轻夫妇的怀里溘然长逝，得到了马吕斯的谅解，这诚然是作家的善良愿望，好比一朵苍白的小花点缀在荒凉的原野上，更显悲怆而已。

如果说冉阿让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那末，芳汀的命运则是彻底的悲惨。她有美发皓齿，多情而又幼稚无知，爱上了一个逢场作戏的轻薄儿，失身怀孕，生下了女儿珂赛特。有个长舌妇告发了芳汀的隐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尊重社会习俗的马德兰市长（冉阿让）解雇了她，从此这个被解雇的女工再也没有人肯雇她。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自己和寄养在德纳第那里的女儿。１０法郎卖掉了她一头秀发，４０法郎出售了两个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变成社会的奴隶。芳汀是这个黑暗社会中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造成芳汀堕落和走投无路的不止一两个人，既有花花公子，也有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既有心毒手狠的德纳第夫妇，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他们构成了残害像芳汀这样穷苦的单身女子的罗网。芳汀从踏上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遭受纷至沓来的灾祸，在人间地狱里受尽煎熬。及至冉阿让醒悟过来，看到自己也参与了这种压迫时，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尊重现实的复杂性，更加显得真实，这就是芳汀这个形象能动人心弦、令人深思的原因所在。

珂赛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主要是儿童时代在德纳第家受到的非人待遇：她随时随地受到辱骂、虐待、殴打；才５岁便要办杂事，打扫房间、院子和街道，洗杯盘碗盏，甚至搬运重物。童年的珂赛特比童话中的灰姑娘还要可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童工，不就是像珂赛特那样，要干过量的沉重活计吗？勾画出童年的珂赛特，《悲惨世界》这幅穷人受难图也就画全了：男人、女人、儿童，三个人物代表了所有的穷人，代表了这个悲惨世界。

雨果之所以要描绘这个悲惨世界，目的在于要消灭这种现象。他在议会中曾经宣称：“我属于那些认为和断言可以消灭贫困的人之列。”虽然他提不出多少消灭贫困的方案，但他努力探索造成社会压迫的根源，他通过警探沙威来阐发自己的主张。沙威在小说中是法律的化身。他身上有两种感情：“尊敬官府，仇视反叛。”他对有一官半职的人有一种盲目的尊敬信任，而认为偷盗、杀人和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加以鄙视和厌恶。他尽忠守职，铁石心肠，对发现了的目标穷追到底，恰如一条警犬。不要说冉阿让，就是“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雨果认为他对自己的信条“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沙威并没有想到，他对冉阿让紧追不舍，是对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的迫害，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法律条文的意志，他成了统治者的鹰犬。他的冷酷、刻板、严峻、对穷人的鄙薄，都十分可憎，代表法律直接施以穷人的社会压迫。

雨果力图以仁爱精神去对抗恶。他塑造了一个仁爱的化身——米里哀主教。他把自己宽阔的主教府改成了治疗穷人的医院，将自己的薪俸一万五千利弗中的一万四千利弗捐助给慈善事业，自己的生活俭朴清苦。由于他的善行义举，人们十分感激他，“有如迎接阳光”一样接待他。他对待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不仅不斥责，反而将另一对银烛台送给他。冉阿让在他的感悟下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他甚至感化了沙威。

然而，雨果认为，除了仁爱，还需要实现共和。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描绘了１８３２年６月５日的人民起义与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场起义的起因是，共和派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队伍受到政府军队的阻遏，酿成冲突，共和派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对峙。这是共和主义与君主立宪的一场冲突。雨果鲜明地站在共和派一边，赞扬起义是“真理的发怒”。他塑造了英雄群像。他笔下的起义领袖安灼拉认识到未来将消灭饥荒、剥削、随着失业而来的穷困、随着穷困而来的卖淫，目前的斗争“正是为了将来而必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死在街垒上也就是死在未来的曙光中”。他是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马白夫是一个８旬老翁，却英勇无畏，街垒上的红旗被击落时，他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最高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伽弗洛什是个巴黎流浪儿，虽然生活贫苦，却总是快活乐观，自由自在，爱哼幽默小调。他很狡黠，又很成熟，是贫困和谋生的需要把他造就成这样的。他有金子般的心肠，对比他小的流浪儿慷慨解囊，侠义相助，关怀保护。这个“世上最好的孩子”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传神、机灵可爱的儿童形象之一。他参加过１８３０年七月革命，如今又一马当先，出入于街垒的枪林弹雨之下，如入无人之境。最后，起义者弹尽无援，他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这一老一小，代表了敢于起来斗争的人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寄托了雨果的共和思想。此外，马吕斯起先是个保王派，后来，他了解到拿破仑的业绩，获悉自己的父亲彭眉胥是拿破仑手下的上校，在滑铁卢战役中立过战功。他逐渐与外祖父吉诺曼决裂，接近共和派青年。不过，他很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他得知德纳第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后，不忍开枪报警；德纳第入狱后，他每星期仍然送给这个恶棍５法郎；后来他当了律师，竟然赠给德纳第巨款，帮他逃到美洲。然而，他的变化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历程。这个人物有着雨果本人的影子。英雄群像的塑造，多少减弱了雨果人道主义的说教。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描写起义的第４卷是高潮，前三卷的人物都朝着街垒战发展，经过三重的准备，一下子将所有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熔铸于一炉。

从《巴黎圣母院》到《悲惨世界》，艺术上有很大变化。前者纯粹是浪漫主义的，而在《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占据很大比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雨果在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给阿尔贝·拉克罗瓦的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掺杂戏剧的历史，是从人生的广阔生活的特定角度，去反映如实捕捉住的人类的一面巨大镜子。”这句话强调的是真实地再现人生，注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雨果还说过：“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悲惨世界》写成了一幅历史壁画：基本上从滑铁卢战役揭开序幕，而以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为主要时代背景，战场、贫民窟、修道院、法庭、监狱、新兴的工业城市、巴黎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硝烟弥漫的街垒，等等，构成了一幅广阔的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社会生活的绚丽画面。雨果以史诗的雄浑笔力、鲜明色彩和抒情气氛来再现这幅时代壁画。滑铁卢战役是一篇惊天动地、惨烈壮观的史诗；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的受苦受难，挣扎奋斗，为在社会上取得立足之地而历尽坎坷，构成一篇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史诗；１８３２年６月的人民起义更是一篇英勇壮丽、响彻云霄的史诗。雨果的史诗笔法本身已包含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滑铁卢战役的每一个重要细节、事件的发展顺序，雨果都不违背史实，力求准确。雨果认为拿破仑的惨败是符合规律的，他已无立足之地，败机早已隐伏。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然而，战争那种阴惨不祥的气氛，雨果对命运的渲染，战场恐怖的夜景，这些都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冉阿让这个人物基本上是通过现实主义方法塑造而成的。小说中的场景大半是写实的，但有的篇章，如巴黎下水道的“藏污纳垢”和奇景纷呈，冉阿让身背受伤的马吕斯长途跋涉，在出口处又遇上德纳第和沙威，真是无奇不有。这些描写均可列入浪漫主义的范畴。

综观《悲惨世界》，战役、起义是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家庭生活、风俗场景工笔写照，色彩斑斓；人物内心的斗争和变化，写来丝丝入扣，这一切给小说以包罗万象的瑰奇雄伟气势，连雨果自己也不禁惊叹说：“这部作品是一座大山。”《悲惨世界》获得这个评语是非常确切的。